■徐慎之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投资是智者的游戏，因此，投资如水。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有智慧的人。在自然界万事万物中，他最赞美水，认为水德是几近于道的。他在《道德经》中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老子的意思是指，“圣人”的言行有类于水，因为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善于选择居身之地，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为政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处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动善于把握时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所以没有过失，也就没有怨咎。
    人们之所以称巴菲特为奥马哈“圣人”，正是因为他的价值投资之道与圣人之道不谋而合。他善于把手中的资本用在真正需要它的地方，总是在最恰当的时候把资金提供给最恰当的人。他的资本滋润着商业社会，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同时又从不追逐热门商品，从不与人争名夺利，往往都是机会主动找上门来。“人弃我取，人取我予”，他总是把资本放在人们忽视、抛弃甚至厌恶的领域。就像流水一样，总是处于低洼之处，这看起来与众人积极向上、谋求发展的精神相悖逆，实际上对投资者而言却是最大的智慧。
    具体来看，巴菲特远离华尔街，住在相对偏僻、清静的奥马哈（同时又是美国内布拉斯加州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他为人非常谦虚，善于学习，潜心研究，博采众家之长；他与人交往非常坦诚，讲求商业道义；他言行一致，知行合一；他管理企业善于化繁为简，善于用人，注重公司治理；他恰如其分地运用自己的长处和能力，创办事业；每一次大的投资行动，他都善于选择好的时机。正因为他具备像水一样“柔而不争”的品性，才导致他在投资方面很少犯错，也很少招致怨尤。
    在《道德经》中，老子还分别在第六十六章和第七十八章阐述“王道”时提到了“水德”。
    老子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对投资者而言，就是要像水一样，善于处在“价值低洼”的地方，不仅要“人弃我取”，而且要处处谦卑，善于赞美、肯定他人，必须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上市公司、高管、其他股东乃至整个社会的后面。“以不争争，以无私私”，才能受到整个商业社会欢迎和拥戴。这种口碑一旦形成，许多商业机会就没有人能与你争了。
    老子还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对投资者而言，这就好比我们最常说的“龟兔赛跑”。许多人都知道长期而言价值投资必将战胜市场投机，但是很少人能坚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水滴石穿”或“水往低处流”那样执著不变、恒定的毅力。
    孔子曰：夫水，偏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义。其洮洮乎不屈尽，似道。若有决行之，其应佚若声响，其赴而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洁，似善化。其万折也必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
    其实，无论是“德、义、道、勇、法、正、察、志”，还是“善化”，水的种种表现最终体现的显著特性只有一个——往低处流。虽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
    笔者游于水中，也曾总结出少许投资感悟。比如，游泳的首要任务是要使身体漂浮、要能呼吸换气。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下水后不呛水，才能保住性命。否则，呛水就会手忙脚乱；淹死了，则更是永远没机会了。投资也是一样。首要任务是保住本钱，“不要亏损”。否则，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翻本”而不是“赚钱”了；如果不幸把本“亏光”，就难有机会“翻本”了。所以，有“爆仓”风险的杠杆交易或借钱投资是万万要谨慎的。
    很多人学游泳时很怕“呛水”、怕“淹死”，是因为人类天生有百万年来的进化经验；很多人在股市胆大妄为，是因为他对股市不了解，“无知而无畏”。
    再比如，游泳的动作并非越有力越好，更不是越频繁越好。在经过长期的训练后，高手的泳姿往往简单、有节奏、按部就班，没有任何多余的、错误的动作，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阻力，降低消耗。投资也是如此，高手也要善于去除“杂音”干扰，使动作简单有力，“枯燥地重复”往往是最高境界。（中国经济时报 2009年6月30日 财智版）

    ６月２７日，２０１０年“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慈善拍卖活动以１６８．０３万美元落槌。该项拍卖已举行了十届，最近的三届中有两届“夺标者”是华人。２００６年，段永平曾以６２．０１万美元拍得；２００８年，赵丹阳以２１１．０１万美元的“天价”拍得。
    美国当地时间６月２４日，赵丹阳兑现了他“天价”拍品——在纽约与巴菲特共进了３个多小时的午餐。
    段、赵二人竞标“天价”午餐在国内曾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这是典型的“暴发户”、“追星族”；也有人说，为学习而投入是物有所值。
    在笔者看来，如果仅仅是为了学习投资之道的话，这一学费的确过于昂贵。像段、赵这样的有钱人，可以花数百甚至上千万元人民币和巴菲特一起吃饭，当面向其请教；而普通人则只需花几十元人民币买一本好书，就能获得同样的“点拨”。因为，巴菲特的投资理念虽为“无价之宝”，却并无秘密可言。
    如果说段、赵二人从午餐会上有什么特殊收获的话，那就是：能向股神本人当面“确认”、“证实”这些早已公开的“秘密”，得到一个“父亲式”的鼓励，从而坚信自己的“路子”是正确的。
    正如段永平所说，“我不是想向他请教什么，他也没有什么秘密要告诉。他能够告诉我们的，都已经在公开场合告诉我们了。我和他在一起吃个饭，就可以对他的东西更关注，以后可以少犯些错误。”自己“原来心态就很好，但有时还是难免会紧张”，在经历了这一价格不菲的午餐后，他“心态又好了很多”。
    赵丹阳也是一样。他在午餐会上曾问巴菲特是用何种方法进行股票估值模型的，但巴菲特没有透露。其实，这并非说明巴菲特在估值方面有什么独家“秘笈”，而是他需要保持神秘。再者，方法说出来可能非常简单，应用起来却又非常灵活。
    段、赵二人之所以竞拍“天价”午餐，说白了，就是缺乏自信。古人云：“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掌握了正确的理念之后，投资者剩下的最大“敌人”其实就是他们自己。由于实践太少，他们仍然无法摆脱外界的诱惑与内心的挣扎，时常怀疑和否定自己。
    据笔者观察，随着时过境迁，赵丹阳的心态其实较一年前竞拍时已发生了“１８０度的大转弯”。
    ２００８年６月，赵丹阳既彷徨又迷茫。在此前的大牛市中，他因为学习了价值投资，“知道越多，反而担心越多，害怕也越多”，在刚涨到３０００点左右时就清仓。然而，股指却一下子涨到了６０００多点。最终，他顶不住压力，于２００８年初“清盘”（此时熊市其实已经来临）。
    如今，赵丹阳信心已经大增。因为，后来市场跌到了１６００多点，终于应验了他当初的“看空”观点，而他又在今年２月份卷土重来，赶上了反弹行情，并在重仓股——物美上斩获甚丰。
    重树信心的赵丹阳不仅“觉得自己已经进步了很多”，而且“想问巴菲特的问题也比以前少很多了”，甚至还要反过来向股神荐股。与赵丹阳见面后，巴菲特听说赵丹阳今年的收益为４７％，立即幽默地说，“你比我强”，然后掏出自己的钱包要交给赵丹阳，让赵丹阳帮他赚钱。在午餐后，赵丹阳也表示，将来投资敢下“重手”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股票市场欣欣向荣，巴菲特也曾经因为买不到股票而彷徨。他召集格雷厄姆的传人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古迹聚会，聚会的原定主题是“我们这个集团在股市上玩完了吗？”显然，他是想从自己的“精神上的父亲”——格雷厄姆那里寻求精神支撑。结果，聚会的前三天就发生了著名的“黑色星期一”，道指下跌５０８点，差不多一天跌了四分之一。于是，大家欢聚了一番就纷纷忙着拣便宜货。
    “天价”午餐或许还有其他的商业价值，但是对真正的价值投资者而言，它并非明智之举。这也许正是巴菲特对２１１．０１万美元报价感到吃惊的原因。
    “天价”午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拜佛者众，知佛者少”。既知佛，又何须拜佛？对价值投资者来说，要坚定，莫彷徨，不仅要善于用自己的大脑正确地识别是非、权衡利弊、追求真理、开拓理想，而且要永远坚持真理，永远坚信“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经济时报 张东臣 2009念6月30日）

    最近，在股市“赚钱效应”和楼市“转暖”的鼓舞下，打算买股或买楼的人多了起来。
    一方面，看到别人在股市赚钱，多少有些眼红；另一方面，在银行存款利率较低的情况下，无法忍受资金闲置。这种心情再加上仲夏的躁动，促使人们尽快作出投资的决定。更何况，媒体和专家们都在憧憬经济复苏、渲染通货膨胀，这些都构成投资者要及时出手的理由。
    在ＩＰＯ重启的情况下，股市却依然创新高，更让市场坚定了“做多”的信心。具有衍生品性质的分级基金——瑞福进取上周末的溢价竟高达３９．３３％。这充分体现了当前市场看涨的热情。
    政府在这一轮上涨行情中“功不可没”。除了拯救实体经济，释放出大量的流动性外，还暂停了大半年的新股发行。此外，还被指出很有可能对股指进行了实盘的“干预”。比如，股指经常在盘中下跌时突然被一股“力量”拉起；股指保持标准的“上升通道”，触及上轨则必跌，触及下轨则必涨；股票总成交量比上一轮大牛市时期的水平还要高……最近，当前期涨幅较大的多数股票回调时，银行等指标股及时启动，承担起护盘重任。
    此前，政府也确实曾在股指即将跌破３０００点和跌破２０００点两个时点出政策“救市”，尤其是后一个时点，还直接“出手”，公开让汇金买股票托市。
    如今的情形与十年前非常相似。１９９７年５月份，管理层嫌股市涨得太快，上调印花税；７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１９９８年６月份，股指反弹，管理层又下调了印花税。基准利率方面，在１９９７年已经从１０．９８％降至５．６７％的基础上，进一步连续下调，到１９９９年降至２．２５％（与目前的水平相当）。
    十年前的“５·１９”行情是在股市、楼市调整两年后，出现的“恢复性上涨”。然而，“５·１９”的普涨行情只持续了一个月，随即出现大幅回调。尽管后来的新一轮行情超越了“５·１９”的高点，并在此基础上又上涨２７．８％，但实际上，这波行情中多数投资者都是“赚了指数不赚钱”。因为，尽管这波行情表现得非常活跃，板块也出现轮涨，但是新股ＩＰＯ和增发大量“抽血”，而且当时新股都是以发行价计入指数的，导致了股指虚涨。新股发行“掏空”了市场的资金，股市最终发生“崩塌”，熊市从此绵延了四年多。
    可以说，中国股市从１９９７年到２００５年实际上都是大熊市。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１年的“牛市”只是人为的、虚幻的假象；中国的楼市则是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调整，到２００２年基准利率降到最低点１．９８％，才再次启动。
    历史轮回，何其相似！当前的基本面也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降息、加大投资力度、扩大内需、股市出现“恢复性上涨”，重启ＩＰＯ……随后，还会有可以预见的创业板。
    要知道，在上一个轮回中，从“恢复性上涨”到“新一轮牛市启动”，中间经历了六七年艰难的岁月。尤其是“恢复性上涨”之后的虚假繁荣，曾让无数投资者亏损累累、饱受煎熬。在此期间，楼市更是几乎没有任何反弹。
    应该说，中国政府在此轮危机中的举措是得当和有力的。作为投资者，却不要忘了政府的目的是“拯救”。如果真像某些专家说的那样，因为“拯救”行动而导致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资产价格上涨，甚至出现新一轮的过热和泡沫，那就是矫枉过正了。管理层不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历史的经验表明，投资的确能拉动中国经济，而投资者付出的代价却是惨烈的。ＧＤＰ增长８％，企业未必能赚到８％，老百姓的投资收益也未必能达到８％。否则，存款利率也就不会降到２．２５％了。
    总之，只要政府还在继续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楼市的机会就远还没有到来。何况，目前管理层还在研究开征物业税，从严征收房地产所得税。相比之下，股市由于流动性更好，波动之中会出现套利的机会。当然，“恢复性上涨”之后，它也只能是投机的工具。(■中国经济时报 张东臣 2009年6月23日）

    在相对封闭的Ａ股市场，跨市场套利一直与投资者无缘。然而，随着“全流通”时代的到来，Ａ股、Ｂ股、Ｈ股等股票市场间的套利机会已悄然浮现。
    对于在不同市场上市的同一家公司来说，尽管其Ａ股、Ｂ股、Ｈ股或Ｎ股都是同股同权的，但是“价差”却始终很大。这一直被认为是个难解之谜。有人说，“价差”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有关；有人说，“价差”与汇率波动预期有关；有人说，“价差”与各市场的成熟度不同有关；有人说，“价差”与Ａ股市场的开放程度有关；有人说，“价差”与市场的流动性有关……可以说，上述因素都是共同导致“价差”的原因。然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往往被人们忽视，那就是“股权分置”。
    在“股权分置”时代，Ａ股上市公司的绝大多数股票都不能上市流通。而且，这些股票的持有者往往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期投资者。也只有它们才会更注重持股的成本，而不是像中小投资者那样只关心股价的波动。如果它们持有的股票不能在Ａ股市场流通，自然也就无法进行跨市场套利。
    在“全流通”时代，情况发生了质变。随着限售股陆续解禁，“Ａ＋Ｂ”、“Ａ＋Ｈ”、“Ａ＋Ｂ＋Ｈ”等公司的套利机会也就来临了。比如，当其Ａ股价格远远高于Ｂ股、Ｈ股或Ｎ股时，这些公司原来的“大小非”股东就可以一边高价卖出Ａ股，一边买进便宜的Ｂ股、Ｈ股或Ｎ股。这样，股东们既可以保持在上市公司原有的持股份额不变，又可以降低持股成本。反之，也是一样。只要同一只股票在不同的市场的价格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买卖就有利可图。
    长期股东、大股东的这种意识和行为一旦蔚然成风，就会使不同市场的“价差”收窄成为既定趋势，而这种趋势一旦形成，中短期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就会积极地参与进来，直至无利可套。
    目前，一些聪明的股东显然已经注意到这种套利机会。比如，长虹对美菱电器股权的操作。２００８年１０月份，美菱电器的限售股解禁，但只是少量“小非”，四川长虹并没有美菱的流通Ａ股。然而，早在股改时，四川长虹就承诺：当美菱电器Ａ股价格跌至３元以下时，长虹将动用６０００万资金在二级市场增持Ａ股。美菱电器Ａ股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８日第一次跌破３元，随后最低曾跌至２．２５元。２００８年１１月５日至１１月１０日，四川长虹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合计增持公司流通Ａ股约４２７．７２万股。而在此之前，截至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１３日，四川长虹全资子公司长虹（香港）贸易有限公司则增持美菱电器的流通Ｂ股约５２５．１２万股。从当时Ｂ股的价格来看，长虹贸易增持的Ｂ股价格在２港元以下。随后，美菱Ｂ股最低还曾跌至１．３１港元。美菱电器２００９年一季报显示，长虹贸易已增持美菱Ｂ股至１３４８．０８万股。与此同时，四川长虹所增持的美菱电器４２７．７２股Ａ股却减持了５万股。
    显然，四川长虹不仅认识到可以通过便宜的Ｂ股市场保持或增加对美菱的实际控制权，而且已认识到这其中的跨市场套利机会。将来一旦其手中的限售股解禁，大面积的套利行为就水到渠成了。这也让投资人看到未来Ａ股、Ｂ股、Ｈ股或Ｎ股之间“价差”收窄的趋势。
    截至５月２２日，Ａ股对Ｈ股的平均溢价率为２８．１２％。溢价最高的前五名分别为：洛阳玻璃（５０５．１９％）、Ｓ仪化（４０４．８４％、南京熊猫（３９８．４％）、北人股份（３９６．３％）、东方航空（３０１．５６％）。高“价差”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与大部分限售股尚未解禁有关。当然，导致高“价差”的原因有很多。对于公司控制人或长期投资者来说，既然要长期持有公司股权，还不如高价抛出Ａ股，买入更便宜的Ｂ股、Ｈ股等；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能否“搭车”获利，还需要全面考虑。（中国经济时报 2009年5月26日）
 

    ５月２２日，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完善询价和申购的报价约束机制；二是将网下网上申购参与对象分开；三是对网上单个申购账户设定上限；四是加强新股认购风险提示。
   应该说，这些改革措施意义重大，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规定“网下网上分开”、“网上申购上限原则上不超过千分之一”，一举改变了过去不公平、不合理的局面，体现了向中小投资者利益倾斜的原则。
    然而，《征求意见稿》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
    首先，监管部门并没有放弃窗口指导，只是提出要“淡化”窗口指导，又没有明确具体的“淡化”措施。相反，证监会发言人在答记者问中认为，“２００７年市场过热，窗口指导比较频繁，有效防范了不少过高价格发行、助长泡沫的情况”。
    目前，新股发行窗口指导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人为控制发行节奏；二是部分设定新股发行价上限。其实，二者的意义均没有监管部门想像的那么大。比如，此次改革若仅为推出上述四条措施，新股发行完全没有必要“停车检查”大半年时间。这其中显然还是有“救市”的成分。事实却证明，股市并不会因为暂停新股发行就止跌回升。这种“窗口指导”除了导致上市公司在真正需要资金时无法从资本市场融资外，没有任何意义。再比如，“设定部分新股发行价上限”虽然指导、保护了一级市场投资者，但实体经济没有享受到应得的溢价，泡沫风险也并没有因此消失，而是被转嫁到了二级市场。这种做法除了造成新的不公平、导致一二级市场的巨大价差外，也没有任何意义。
    实际上，对监管部门来说，如何让真正符合条件、有投资价值且有资金需求的公司及时上市融资，才是亟须思考的。
    其次，《征求意见稿》对询价环节的漏洞进行了修补，但规定的内容较模糊。如，仅原则性地要求询价对象“真实报价”、“询价报价与申购报价应当具有逻辑一致性”，要求主承销商采取措施“杜绝”高报不买和低报高买，但是除了“合理设定每笔申购的最低申购量”外，没有其他实施细则。
    再其次，新股发行环节改革仍不彻底。将网上网下分开、增加网上申购资金量的限制，仍然是沿袭管制的做法，未必就公平。应该根据“国情”分别设计新股定向增发、配售与公开发行的制度。其中，面向公众发行的股票不考虑投资者选择的问题，而完全体现“平等参与，买者自负，价高者得”的原则。
    最后，改革仍然停留在“头疼医头”的层面。事实上，新股发行体制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把一、二级市场割裂来看。要想彻底理顺新股发行体制，就必须对新股上市交易环节也进行配套改革。证监会原分管发行的副主席范福春曾表示，新股发行改革的重点是“解决长期以来由新股询价形成的发行价与交易所上市交易之前集合竞价形成的交易基础价背离太大的问题”。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新股二级市场集合竞价是“问题”的另一面。
    对此，笔者曾多次撰文提醒新股交易制度存在“隐性特权”——“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停板而次日设涨停板”、“一级市场投资者首日‘Ｔ＋０’而二级市场投资者首日‘Ｔ＋１’”。这种制度下，一级市场的利益相关方只要在上市首日甚至开盘的瞬间操纵市场，就可以影响未来至少数个月的股价，而市场上的游资也受“无涨跌停限制”的吸引，利用资金优势投机炒作新股。
    当然，监管部门自身也表示，新股发行体制改革不会一蹴而就，将分步实施，逐步完善，分阶段推出各项改革措施。对此，我们拭目以待。（中国经济时报 2009年5月25日）

    １６６０点的时候，说股市会涨是非常确定的事情；２６７０点的时候，说股市还会涨的就是靠“瞎蒙”了。
    对分析人士来说，不管上涨有没有道理，只要它还在继续上涨，就预测看涨，准没错儿；对炒股者（有时间、有能力做差价投机的中小投资者）来说，只要股价还在上涨，就继续买进、持有，也不会错。
    然而，对于保守、稳健的投资理财者来说，现在买股票就不是好时机了。因为，随着股价的上涨，股票投资的回报率在不断下降。当股价上涨速度超过上市公司业绩增长速度时，股票投资者就会面临风险——上市公司业绩不足以支撑其股价，早晚还会跌下来。这一点，想必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时候，一些人可能又会搬出“股神”巴菲特来说事儿。他老人家不是建议大家买股票么？
    首先，巴菲特去年１０月份在《纽约时报》撰文，距现在已经近７个月，难免会“时过境迁”。以巴菲特在香港市场买入的比亚迪为例，他买入的成本价是８元多港币，而现在已经涨到了近３０元港币。
    与中国的Ａ股市场一样，美国道琼斯指数从８０００多点跌到６０００多点，再回到８０００多点时，已经“物是人非”了。尽管指数还是那个指数，但是股价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本被高估的股票价格回归了，原本被低估的股票价格也上涨了。也就是说，市场的效率已经得到体现了。
    总的来说，美国股市去年１０月以来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巴菲特呼吁买股票时（当时道指是８０００多点），他已看到了很多被低估的股票（包括看错的）；第二个阶段是随后道指进一步下跌至６０００多点，普遍被低估的时代来临（遍地是黄金）；第三个阶段是再后来的恢复性上涨（道指重上８０００多点），大量被低估的股票实现了价值重估。
    其次，巴菲特买股的建议主要是针对美国投资者，而不是Ａ股市场。
    在笔者看来，他当时的建议主要是基于三层考虑：第一，别人恐惧时，我乐观，危机就是机会。第二，出于对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担忧。第三，巴菲特买股票本身就是“以一种长期、固定的方式”进行，只要有“好生意”就参与，不管市场涨跌。
    对Ａ股而言，最恐惧的时刻是去年第四季度，尤其是十、十一月份。宏观经济和上市公司业绩都像“断了线的风筝”。后来，当Ａ股开始逆势上扬时，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中国将率先复苏”；当美国股市上涨时，“全球股市回升”又成了Ａ股继续上涨的理由。如今，乐观的气氛已经渐渐战胜了恐惧，“牛市回来了”的预言日渐增多。
    巴菲特担心美元贬值的逻辑是显而易见的。美国长期寅吃卯粮、债台高筑，如今既想把负债摆脱掉，又想在危机背景下刺激经济，政府唯一的出路就是大量发行货币，利用美元的国际地位转嫁债务。长期来看，这必然会导致美元汇率走软，国内通货膨胀。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为中国也会随之出现通胀，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因为中国和美国在很多方面恰好相反：第一，中国是债权大国，美国是债务大国；第二，中国是制造大国（全球市场的供方），美国是消费大国（需方）；第三，中国是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大国，美国是增长缓慢的发达国家；第四，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稳定，美国则发生严重金融危机；第五，中国有高额的储蓄率，美国储蓄率则极低；第六，中国政府财力相对充足且长期贸易顺差，美国则是“双赤字”；第七，人民币被低估且正在谋求国际地位，美元被高估且国际地位如日中天后开始下降……此轮经济危机对供需双方的影响肯定是不同的，中美如此多的相反之处，使笔者更担心中国未来会通缩而不是通胀。
    尤其是从中国及全球各国的救市措施来看，产能过剩、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作为经济危机的主要矛盾仍未得到改善，而且会在更长的时期内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大多数企业的效益将很难快速增长。
   也就是说，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想赚钱就只能靠长期选股的本领了。然而，巴菲特所说的有“安全边际”的“好生意”在Ａ股市场比较罕见。就算有，普通的投资者也未必能发现。
    由此可见，股市涨了，股票投资的机会反而少了。如果股票不值得买入，那么股票型基金也不值得买入（无论是随时可以赎回的开放式还是处于折价状态的封闭式）。因为这些股票型基金大部分资金都投资于股市，净值会随着股票价格的波动而波动。与股票相关的转债目前也处于高位，同样不值得买入。由于国内银行存款利率处于低位，债券上涨后的风险收益比不尽合理，基本无利可图。长期来看，持有黄金、外汇也未必比持有人民币更好。
    如果在股市找不到机会，投资者也就只好暂时把钱存银行或买货币基金了。（2009年5月20日 中国经济时报）